战胜癌症  回报社会

长沙 孙宗禹  胰腺癌患者

我叫孙宗禹，今年78岁，湖南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1998年5月，经CT检查发现我的胰腺体尾交界处有一2×2公分的“占位性病变”，6月11日在湘雅医院切除了部分胰腺和脾脏，病理切片诊断为“胰腺低分化腺癌“。1999年，在东北的一位患结肠癌的亲戚知道我的情况后，特地来信向我详细介绍了王振国牌系列抗癌药，我当即与通化的制药厂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就把药给我寄来了。十多年来，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一直服用王振国牌系列抗癌药，使我能健康幸福地生活，并且为社会发挥着光和热。
作为一名彩丝带志愿者，我的抗癌故事在媒体刊发后，每年要接到数以百计的咨询电话，有时，一天就有四、五个，个别的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我一直非常耐心地和病友们交流情况，我认为，帮助病友树立战胜癌症的信心是我应尽的义务。同时，我牢记自己的职责，努力在本职岗位上有所作为。1998年9月上旬，在住院3个多月经历了手术、放疗和第一次化疗后出院了。当时，尽管身体还处在恢复之中，比较虚弱，但精神状态和自我感觉都比较好，就逐步恢复了工作，如参加一些会议、备课、指导研究生以及做校教学督导团的领导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99年上半年起到2006年我70岁时为止，每个学期都为博士生和硕士生上一门课，培养了一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也担负了一些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课题。期间，不少人出于好心，多次建议我好好休养，不要再操劳了。但是，我认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力所能及地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回报社会，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也有利于身体的康复。因此，10几年来，因工作需要我一直在正常工作。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始为迎接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做准备，作为校教学督导团团长和学校自评专家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和其他同志一道担负了许多比较繁重的任务，2005年，在教育部组织的评估中，湖南大学获得了优秀的评价。此外，当时还有不少工作是在化疗过程中、在病房里完成的。如1999年上半年，我们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委托，组织翻译出版美国“制造业挑战与展望委员会”刚刚出版的“2020年 制造业挑战与展望”一书，七八位青年教师翻译了初稿，由我负责全书的校阅和统稿。因为书中的内容很多都涉及当时制造科学的前沿，加上部分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也不高，校阅的工作量很大，很多章节都是我重新翻译的。由于定期要做化疗，我就把一些工具书和资料带到了病房，每天查完房后，就把病床当桌子，坐在翻下来的凳子上进行校对和翻译，使该书在1999年暑期按期出版。其他如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书、一篇后来获得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的审稿和修改等工作也基本上是在病房里完成的。2008年4月我办了退休手续后，学校及一些兄弟院校还经常找我为他们做一些事，参加一些活动，我所在的学院还聘请我担任院教学指导组组长，负责本科教学状态和质量监控的工作，我都高兴地参与，认真负责地做好。
期间，我在2001年获得了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4年被评为湖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和湖南省普通高校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底，通过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被评选为湖南大学首届10名“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之一；2006年，还获得了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年下半年，学院领导提出，要我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发表的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和讲话进行选编，出版一本《教育文集》，经过近一年的收集资料、选择、修改和编辑，该书于2011年下半年正式出版了，书名为《悠悠万事  学生为重—孙宗禹教授教育文选》，约50万字。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我从事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
最近，回忆起4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同志在马约翰先生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十分感慨和欣慰。我是1954年参加工作的，到2011年已有57年了，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一目标。我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目标，是与王振国教授的科学治疗、使我身体得到康复分不开的。从开始使用王振国教授研制的抗癌药物起，我先后拜读了《雪飘无声》、《成功从底层开始》等书籍，深受教育和感动。我们还邀请王振国教授到湖南大学为学生做了一次讲座，他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为了攻克癌症、造福人类的远大目标，他数十年如一日，历经磨难，在治疗癌症的科学前沿，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我们虽然是个特殊群体，但只要我们每个人像王教授那样，奉献爱心，发挥余热，就一定能够为实现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